各种内忧外患叠加在一起，再加上魏玛宪法内在的缺陷，终于使得战争狂人希特勒借助于魏玛宪法的合法形式上台，最终葬送了魏玛共和国。

行政法官必须了解行政内部的程序，行政活动的思维逻辑，这对于提供有效的行政司法救济以及保护公共福祉都具有重大意义。但德国惨痛的历史告诉我们，在没有宪政、没有民主的专制社会，行政法院将形同虚设，根本起不到监督行政权的作用。

该逻辑链条可用以下公式来表示：法官的独立→司法的独立→审判公正→司法权威。[89] 王振宇：《行政审判体制改革应以建立专门行政审判机构为目标》，《法律适用》2015年第2期。在此，行政法院突破了传统的国家和公民二元关系，对多元社会主体的利益进行调和平衡。关键的问题不在于是否成立，而是若成立后，如何在现行体制下保障行政法院和法官的独立性。另一方面，德国行政法院的成立是各种争议妥协的产物，而且不仅是各种观点的妥协，更是一个经过各种权力和利益博弈后的政治决断。

[84]何海波：《行政审判体制改革刍议》，《中国法律评论》2014年第1期，第66-67页。该理论强调法律作为拘束国家权力的工具，虽然具有法律工具主义的形式法治的历史局限性[17]，但权力分立原则的确立，以及强调行政权受到法律的约束，对行政权的监督都具有进步意义。美国宪法未将社会公德作为限制基本权利的理由，这更加促进社会观念和道德的多元化，法官在裁判中自觉恪守道德中立，给公民权利更多自由空间。

是否双方自愿就能排除其社会影响，使该事项成为私人事务？一个人同意让另一个人杀死，如果可以排除行为的犯罪或违法性质，则刑法的执行效力无疑将遭受致命的打击。但在具体立法时，要根据立法对象将已经确定的价值选择在具体情形中落实和权衡发展出具体的法律规范。[xxv]新的判决认为杀害尊亲属罪与杀人罪应该可以同样适用缓刑，这实际上不再肯定和支持儒教提倡的亲亲、尊尊的公共道德及其相关制度。比如结婚似乎是男女个人的事情，双方自愿就可以。

不过根据上述分析，宪法并未赋予所有社会公德的渊源同样的价值比重。慧林、慧梅俩夫妇对待二老同样看待，产业平等。

哈特认为斯蒂芬、丹宁勋爵更加明显，他引用丹宁勋爵的一段话作为理论的靶子： 对危害性极大犯罪之惩罚，应该充分虑及大多数市民对之深恶痛绝之反感。现代婚姻法理性地规定了父母对子女的抚养义务和教育义务，并未确认个人在人格上服从家庭或父母。宪法总纲24条规定：国家通过普及理想教育、道德教育、文化教育、纪律和法制教育，通过在城乡不同范围的群众中制定和执行各种守则、公约，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本条惩罚对少数民族的冒犯行为。

宪法文本中与社会公德相关的条款有：宪法序言、宪法第24、53条。[xxxiv] 夏卿. 道德的法律强制理论之中国化[D]. 上海师范大学硕士论文: 2012. [xxxv] [德]梅迪库斯. 德国民法总论[M]. 邵建东译. 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01: 515. [xxxvi] （2013）衡中法民一终字第261号。六、新爱夫妇生前其家产全由新爱夫妇使用，慧林、慧梅俩夫妇只有修理的义务。在宪法文本中，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相并列，宪法第24条将道德教育作为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环节，因此精神文明是比道德更高的范畴，探讨中国宪法文本的公共道德观不能不关注精神文明的相关规定。

该遗嘱属无效民事行为。概言之，以社会主义裁剪和衡量道德，意味着以人的主体性评价道德，支持和弘扬肯定人的主体性的新道德。

道德法律强制导致服从者将出于恐惧，而非道德遵守法律。所以，宪法做如此规定也算是自然而然的。

其次，判决主张国家机关监督公民的言论自由，执行社会公德。在宪法体系中，基本权利体系最直接地体现了人解放和自由的地位和保障。比如日本民法典第90条规定：违反公共秩序和善良风俗的法律行为无效。道德是公民自律，宪法承认不同群体公民的道德自治，也因此，宪法承认道德的多元现象。宪法保护公民道德，对伦理道德则视其对个人利益和社会秩序的重要性分别加以保护。比如曾经的《收容遣送条例》即可以看作是对个人流浪乞讨生活方式的干涉。

制度道德权利道德与宪法价值重合，在公法领域没有独立空间，而在私法领域，制度道德和权利道德和宪法价值的落实恰好是对私法自治的限制和弥补。这一案件本身很简单，但有人甚至将之称为公序良俗第一案[xxxiv]，可见对社会公德领域的错误理解仍存在。

但个别案例仍然存在蒙昧之处，比如在张学英与蒋伦芳遗赠纠纷案中[xxxiii]，泸州市纳溪区人民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三条禁止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第四条夫妻应当互相忠实、互相尊重的法律规定，遗赠人黄永彬基于与原告张学英的非法同居关系而立下有悖于公共秩序、社会公德和违反法律的遗嘱，损害了被告蒋伦芳依法享有的财产继承权。道德中立的审判方法意味着法官不应该以自己的道德观充当社会公德去评判当事人的行为。

但对社会公德内涵的进一步展开竟使我们大吃一惊，中国宪法对社会公德的主张竟比美国宪法有过之而无不及。不能轻易将社会公德中的伦理道德排除出规范理由，而应该实事求是地考察道德诉求背后的个人和社会利益因素。

在上个世纪，哈特对密尔的立场再次进行了阐释和修正。其第10条规定了表达自由，第2款规定：行使上述各项自由，因为负有义务和责任，必须接受法律所规定的和民主社会所必需的程式、条件、限制或者是惩罚的约束。（三）防止个人德行的堕落 个人道德的堕落是否要为政府所关心？回答是肯定的。但这是否意味着社会公德将具有立法和司法的规范效力？ 关于宪法序言的效力，有些国家认为宪法序言不具有法律效力，[xi]中国不少学者主张宪法序言具有法律效力。

中国古代法律即是典型的道德法，德主刑辅、引礼入法、原情论罪、明刑弼教。民法中以善良风俗措辞的国家，其善良风俗的内涵在二十世纪也已经相应调整，在一定意义也经历了从伦理道德到公民道德的变化。

事实上，国家仍然在一定程度上承担起家父的责任，并且这种责任得到期待受到认可。特别讲究血缘关系和宗族情节，是中国文化的传统。

该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宪法价值序列是宪法审判和依宪立法的重要依据，尤其宪法文本是否直接肯定社会公德的法律效力更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xxxi] [德]梅迪库斯. 德国民法总论. 邵建东译. 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01: 521-547. [xxxii] 赵万一. 契约自由与公序良俗. 现代法学. 2003: 3. [xxxiii] （2001）纳溪民初字第561号。不过宪法51条既是社会公德条款的死机也是其生机。他将公共道德等同于公众情绪，明显具有不理性的痕迹。[i] 一个人只有在对他人和社会有所伤害时才进入法律的视野，密尔还呼吁社会对社会公德进行检省。

更进一步说，爱社会主义的主张实际是权利的道德化。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最终的落脚点是爱社会主义。

影响他人和社会的是公共事务。宪法对社会公德的理解，首先建立在其对道德的认识基础之上。

与此相似，全国人大常委会认为对社会公德与传统价值制度相联系。文章来源：《江海学刊》2016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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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天狐定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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